放大镜下的北京奥运

    有人说，北京奥运是将中国置于放大镜下。

　　不必提防这样的逼视，这正是下一步信任的前提。对于中国人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奥运会与其说是一个成就，不如说是机会，让我们获得一个名义来相互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米艾尼/北京报道

　　我们不是来挑玫瑰上的刺

　　奥运会是一个全世界的大Party,重点是大家都要玩得开心

　　眼下的北京,众多颜色不同的面孔,蓝色、灰色或者绿色的眼球,打量着这座城市生活和运动的细节。其中一部分人,包里放着录音笔或者照相机,他们有着因奥运会产生的身份区别:注册的、非注册的,以及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不同身份背后却是同样的职业眼光。

　　他们就是境外记者。据估计,北京奥运期间通过各种途径前来采访的境外记者超过3万人。

　　这些寻常又特殊的观众,他们究竟是架着有色眼镜,还是在平和地打量我们?他们眼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真正关心什么?

　　你好,烤鸭,奥运宝宝

　　“凭证进,凭证进!”

　　海淀妇产医院不算宽大的院子里,停了两辆大巴,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把住大门口,冲本刊记者嚷嚷。

　　这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海淀妇产医院刚刚降生了两名幸运的“奥运宝宝”。中外记者循踪而至,但院方的答复是只有外国记者可经审批进入。

　　一位棕色头发、梳着两条麻花辫子、褐色皮肤的南美姑娘,亮了一下胸前挂着的黄色证件——非注册外国记者的临时采访证,带着本刊记者从大门口闪进去。她叫Nina,是哥伦比亚一家媒体的记者,从非注册记者居住地——位于北三环的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坐大巴车过来。

　　这个娇小的南美姑娘热情地对本刊记者介绍她的祖国,她说来北京三天,一直忙于北京市奥组委的“节目”——各种采访和参观,还没有机会自己出去逛逛北京城。眼下她会说两句中国话:“你好”和“烤鸭”。

　　医院一层大厅里,人群的肤色各色,语言“东腔西调”,大约有二三十名外国记者,还有一倍以上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和穿着蓝色T恤的志愿者。“我想先看到‘奥运宝宝’。”Nina调皮地笑了笑,冲本刊记者挥了挥手,跟着一个大夫和两个志愿者上楼了。

　　为准备院方的新闻发布会,BBC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记者正在桌子前面调整机位,本刊记者凑过去跟他们聊天。其中高个子、金发碧眼的女记者很警觉:“对不起,我们不能确定你的身份,不能随便说话,我们接受任何采访都是要汇报给总部的。”

　　一位手持记者名单的工作人员说,这次看奥运宝宝的活动,名单上一半以上的欧美记者都来了。比较起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他们似乎对这事更有兴趣”。

　　“快来看我拍的照片!”Nina从人群中钻过来,举起相机,屏幕上显示了很多张婴儿的图片。“他就是刚生下来的奥运宝宝,多可爱啊。”她又有些遗憾,来之前听说有两个“奥运宝宝”,结果自己只看到了一个,而且没有访到孩子的父母。

　　几个志愿者奔过来,跟Nina说,时间到了,该上车回“营地”了。回来的路上,Nina告诉本刊记者,她替这些幸运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点担心:“听说很多妈妈和爸爸都想让孩子在8月8日出生,有的要求打催产针,有的要求剖腹产。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对孩子和妈妈的身体不利。”她很想听听医生的解释和院方的说法。

　　“现在我对北京是什么样子还没有概念。过两天我会四处转转”。Nina说,未来几天,他们会组织去“相当出名的798”,和“听说是北京最奢侈的宅子”——恭王府。

　　胃口被吊高之余

　　和Nina这样有“官方背景”的记者不同,老家在温哥华的小伙子Cam,现在是美国一家知名报纸的驻华记者,他在北京的采访工作显得更自由一些,属于完全的“自助式采访”。

　　“我叫元宝。”他主动报上这个中文姓名,却拖着独特的美国腔。

　　2004年的冬天,Cam带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和满肚子的问号,来到了这座正在筹办奥运会的城市。

　　四年间北京的变化,Cam最直接的三个感受是:路变干净了，地铁线路多了，路上的各种标识更清楚了。

　　“满城市都是关于奥运会的标识,有清晰的路标和质地精美的宣传画。这么大的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Cam说,他是第一次在一个奥运城市经历奥运,所以很难具体地描述出,北京是否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奥运城市。低头想了几秒钟后,Cam表情严肃地说:“不过,我绝对相信,如果中国希望向全世界呈现一个完美的剧目,那她是一定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件事做好的。”

　　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Cam认为,这里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融合”。

　　“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正宗的比萨饼店。但是现在,我的一切需要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满足。各个国家的日用品和食物,你都可以买到和吃到。这里和其他一些国际大城市,在生活方面几乎一样便利。”

　　Cam说的“融合”还有另一层意思:北京非常有“度量”。你可以从最高档的餐馆出来,再去路边儿吃烤串。“这种自在,在很多西方的城市是没有的。”

　　Cam心里也有些“小矛盾”,他们必须试着去接受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比如说,他心目中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几天“消失”了:早点铺、工体北门一些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BAR,还有南锣鼓巷几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小店,都不营业了,或者关门很早。

　　“你想随便在哪个老北京的小胡同里,找到一个可以喝啤酒、聊天儿的地方,在这几天基本上是很难的。我觉得这是个损失。我知道外国人来到这里真正想要看的是什么,他们希望感受一个‘最真实的北京’。现在这些最有北京特色的地方不开门,这个城市最独特的味道就散发不出去了。”

　　这引起Cam的某种担心。Cam说,他和他的一些专门为北京奥运会而来的同行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期望值非常高。“我们也曾经参加过悉尼和雅典的奥运会报道,但是中国人对北京奥运会的期待是空前的高。”

　　“你知道,这种期望值是可以传递的。外国记者对北京奥运会的期望值也随之提高了,他们很想知道,到底北京会开一个如何超越既往的奥运会。大家的期望值都已经被吊得这么高了,奥运会真正到来以后,期望值和现实之间能否获得平衡,让国内外各方都觉得满意呢?”Cam说,“这是考验,北京的。”

　　看重的是便利而非面子

　　作为一个外国记者,Cam现在的生活具有典型性。

　　早上,他一般8点起床,然后会满北京溜达。“我的老板并没有告诉我,要来报道什么,因为什么事情会发生谁也不知道。但是他希望我了解到最本土的信息,最真实的情况。”Cam说,他的编辑通常会三天催一次稿,而他每天要花上八九个小时来推进一个题目。

　　Cam介绍,为奥运会来北京的外国记者,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方式。有一些是报道赛事的,比如他的一个同事,专门跟加拿大的皮划艇队,采访有关他们的一切。同时,也有大批像他这样的社会新闻记者,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方式都是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到北京来,就是要在北京城里转悠,找故事。

　　“每个记者都想讲一个有关北京的独特的故事。即便是同一个故事,我们也想找到一个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最喜欢在大街上跟普通人聊天儿,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个故事中,来呈现一个大的背景。如果我讲的故事,跟其他人的都一样,我就要被炒鱿鱼了。”

　　Cam说,他的本地朋友里面,有不少都是趁奥运会来中国旅游的,对北京的面貌,他们觉得“非常惊讶”。从庞大的T3航站楼出来,一路高速到城里,再绕到国贸、长安街……他们跟Cam说,这里是北京么?我们那里有的,他们这里都有啊。

　　这极大地扭转了北京是一个“落后的、灰蒙蒙的、没有柏油马路的地方”这样的印象。

　　另一方面,表面的同步背后还隐藏着级差。一些资深外国记者连续参加了四五届的奥运会报道,用Cam的话说,他们会对一些事情“颇有微词”。

　　比如Cam的一个记者朋友Andy,从美国来,到了T3以后感觉有点饿,就问身边的志愿者哪里有卖汉堡的,那名志愿者微笑着看了他半天,回答不知道。结果这位老兄最后还是饿着回了酒店。他后来开玩笑地跟Cam说,一个“空虚的微笑”实在不如一个汉堡包更重要。

　　“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如果有突发事件发生,中国政府会如何处理;二是管理是否有序,每个人,包括志愿者,是否都能够有效率地工作。”Cam说,他们这些外国记者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聊到的就是这两个话题。

　　“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不管他是运动员、记者还是政要,他们最重视的是实际的‘便利’而不是面子—— 我不在乎你是开豪华车还是大巴,我在乎你是否能够准时准点到;我不在乎你是否拿大鱼大肉招待我,我在乎的是,在需要时我是否伸手就能买到一个汉堡包;我也不在乎你是否给我满脸微笑,我在乎的是你能否真正帮上我的忙。这就是大部分外国人的思维方式。”

　　“我们都感觉,中国政府一直在作努力,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合作和支持。老百姓也很和善。”Cam也很困惑,为什么这些正面的东西,反倒被少数负面消息遮蔽住,不能够及时地传播到全世界人的耳朵里?

　　“或许,中国人应该更加深对外国媒体的了解,你需要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他们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如何能把正面的消息有效地传播出去。对各国政府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政府的工作内容之一。”

　　“一些媒体看待事物习惯用批评的态度,这是由他们工作性质决定的,因为负面的东西写出来更好卖。但是就我们记者本身而言,我们决不是来找茬的,我们有自己的客观判断标准,不是所有媒体都是来报道负面新闻的。”

　　因为,“奥运会是一个全世界的大party,重点是大家都要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