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事件已经激起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强烈愤慨。

　　-面对白纸黑字的歪曲和篡改历史，除了表示我们的愤怒和抗议，民间还能做些什么？

　　-90年代以来，中国百姓对日本战争行为的民间索赔不断，日本右翼变本加厉的活动激发了更多受害者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抗争。

　　-世界各国民众在日本起诉的战争索赔案已达60余起，至今无一胜诉。但却有更多的受害者加入到诉讼行列。

　　-揭露和昭告日本的战争兽行，成了索赔诉讼的主要目的之一。

　　-战争受害者说，我们要用铁一样的事实告诉日本的某些人，否认侵略，美化战争，不行！

　　我们从未放弃对日民间索赔

　　1972年9月22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之举宣告结束。

　　此后，中国多位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放弃战争赔款的求偿权指的是政府权利，而非民间权利。

　　1988年9月，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中国公民的第一封索赔书。

　　1992年3月21日，童增、陈建、杨颐、陶国峰等一万名中国公民在北京发出了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日本国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谢罪和赔偿，要求日本国:

　　对被日军疯狂杀戮而死去或受到伤害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

　　对在日军的皮鞭和刺刀下服苦役的中国人进行赔偿。

　　对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女性们进行赔偿。

　　对被当做实验品的中国人和死在细菌武器下的中国人进行赔偿。

　　对被日机狂轰滥炸不设防的中国大、中、小城市而受到严重伤亡的中国人及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对由于日本在中国种植和贩卖鸦片而使中国人民蒙受严重损失进行赔偿。

　　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文物进行赔偿和归还。

　　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公私财产进行赔偿和返还。

　　童增认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中国人民放弃了对日本国的受害赔偿要求。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不同于民间个人的受害赔偿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

　　我们为什么提出索赔

　　日本曾对中国欠下滔天血债，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

　　1942年12月4日，河北唐山地区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潘家戴庄遭到日军血洗，1280名村民无辜被杀。近日，该村1900名当年受害者遗属宣布，将集体通过国际律师团在第三国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承认侵略事实，并承担责任赔偿45亿元人民币。

　　潘家戴庄的起诉团团长孟兆德是一名普通村民，在那场血腥屠杀中，他的奶奶、母亲、姑姑、姑夫乃至4岁的姐姐和不足两岁的哥哥共6人遇害。孟兆德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就没有也不可能忘记那段历史，而日本右翼越来越猖狂，也越来越激发我们起诉的决心。我们起诉日本政府的目的，往小了说，是要为我们自己讨一个公道，往大了说，是要为中国人民出口气。尽管我们起诉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即使败诉我们也要继续搞下去。我们绝不是要搞几个日元来弥补我们的损失，因为我们的创伤是什么都弥补不了的，因此我们绝不会接受和解，在这场诉讼中，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从1992年起研究慰安妇问题，他牵头成立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几十位特邀义务研究员现正全力投入慰安妇寻访及受害事实取证工作。

　　苏智良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日本政府一直掩盖慰安妇问题的真相，直到90年代才遮遮掩掩地承认慰安妇存在，因此战后的国际法庭对慰安妇问题并没有调查，更没有说法。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而慰安妇受到的肉体和精神摧残并不亚于其他的战争受害者。因此，我现在正在抓紧调查取证乃至为慰安妇做历史公证，准备在纽约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我已经做好了同日本法庭长期斗争的准备。

　　对日民间索赔的类型和案例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林晓光介绍，从受害类型上区分，目前已经或将要进行的对日民间索赔案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国受难劳工索赔案;日本“731”细菌战受害诉讼案;慰安妇索赔案;战争惨案索赔案。从诉讼对象上分，有起诉日本企业和起诉日本政府两种。林晓光介绍，起诉日本企业的民间索赔案，基本是劳工索赔案，即中国受难劳工向战时征召劳工的公司索赔。而涉及细菌战、慰安妇和战争惨案的索赔案则都是把日本政府作为被告。

　　林晓光说，在日本提起的若干起民间索赔案件，全都遇到重重阻力，很多拖宕多年没有结果。比如中国的日军细菌战争受害者1997年8月起就向东京的法庭提起了第一次诉讼，并获得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要求国家赔偿诉讼律师团”的辩护支持，但几年中开庭16次，直到去年，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才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再如著名的“花岗事件”索赔案，1995年底东京最高裁判所第一次正式开庭审理，直到去年底，才达成庭外和解。但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该案的庭外和解另有隐情，没有达到诉讼的目的，绝非对日民间索赔的成功范例，相反还有一些负面影响。

　　在日起诉，为何无一胜诉

　　世界各国民众在日本起诉的战争索赔案已达60余起，至今无一胜诉。

　　作为“二战”中国劳工索赔团中国原告法律顾问的北京大正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靖向记者介绍说，日本法庭审判各国对日民间索赔案判原告方败诉的理由大约有以下几条:第一，超过诉讼时效;第二，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庭的诉讼主体;第三，被告否认事实，法庭也不予认定。

　　林晓光副研究员说，除上述，还有一些藉口也是日本法庭判败的理由，比如民间无资格把政府作为被告;个人行为不应由政府承担赔偿;日本现有法律不支持赔偿;地方法院无力追究政府的赔偿责任，等等。同时，在日诉讼必须由日本的律师做我们的诉讼代理，尽管这些律师都是有一定正义感的律师，但总有一些利益的和其它方面的考虑。

　　林晓光还认为，无故地拖延审理周期也是日本应对民间赔偿案的一个手段，如花岗事件起诉时有11名原告，到了庭外和解时只剩下二人。战争受害者均年事已高，战争本已给他们留下无可修复的创伤，旷日持久的诉讼对他们亦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专家普遍指出，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借口是不满于过去的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的性质，他们对待民间战争受害索赔的态度与此同出一辙。而日本的法院根本不可能超越政府而独立审判。

　　另辟战场，到第三国起诉

　　基于已有的判例和日本的现状，专家们普遍认为各类民间赔偿案在日起诉均前景暗淡。因此纷纷选择新的策略，在第三国起诉。

　　由孙靖律师担任中方法律顾问的中国二战劳工索赔团，已于去年8月23日在美国加州法院对日本三菱、三井两公司提出赔偿诉讼。孙律师介绍说:去年美国加州通过了《强迫劳工赔偿法》和《日军战争责任道歉议案》，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了《日军档案公开法案》,这些议案、法案为各国劳工起诉日本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因此，去年至今，各国劳工在美国法院起诉日本企业的案件目前已达20多起。

　　孙律师说，在第三国提起诉讼，对在日本本土进行的民间索赔案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花岗事件的庭外和解，以及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赔偿案在拖延了几年之后进入调查取证阶段，都和日本法院感到了压力有关。日本法院毕竟不希望越来越多的民间索赔案跑到美国去打。

　　据了解，孙靖代理的另一起对日索赔案——潘家戴庄村民集体诉讼案也可能选择在美国起诉，孙律师说，这亦和美国有巨大的华人社团支持有关。

　　苏智良教授说，从他对日本国民包括日本留学生的接触来看，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不知道日本战争犯罪的事实真相，而在日本起诉，除了诉讼本身对我不利之外，舆论的宣传也容易被日本政府控制，真相依然可能被封锁。而到第三国起诉，新闻宣传会相对客观，可以将日本的战争罪行真实地揭露出来和昭告世人。

　　民间索赔，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

　　孙靖律师说，我们从个案入手，将要谋求的是全中国近40000劳工问题的整体解决。

　　林晓光副研究员说，在第三国起诉，即使胜诉，能否在日本执行也还是个问题。但从索赔想要达到的目的来看，我们不仅要求实际的赔偿，更注重法律过程。如果法庭判决对罪行后果进行赔偿了，那就意味着法庭首先认定了犯罪事实。

　　苏智良教授也说:我们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我们希望的是事实真相的揭露和正义的声音的传播。我们对索赔前景不做过于乐观的估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诉讼让法庭见证战争的罪恶，让日本正视其犯罪的事实。

　　专家们一致认为，还历史真实有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应该有锲而不舍的决心和毅力。纳粹战犯的战争罪责曾经也未被充分揭露和普遍认可，但犹太人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终于使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我们对日索赔的法庭战争也将是一场持久战，但我们不言放弃。-文/本报记者郑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