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开幕的重庆-中国西部开发国际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西部大开发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脑力震荡”，道出不少新观点。

　　L-R-克莱因(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西部地区占主导的是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但如果发展基于知识之上的新技术，西部的产业结构可以得到进一步优化。在美国，新技术勃兴于波士顿一带的学术机构附近，或者兴起于靠近西海岸的学术机构。这两地发展新技术的优势并不是靠海，而是其临近主要的学术中心。这则信息对中国西部的启示是：要在西部内陆建立高水准的大学，并把充足的资源投入其中，使它们达到世界水平。我们在讨论新经济概念时，经常论及基于新知识之上的经济因素的成功只能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中，但随着通信业的飞速发展，这种经济活动已经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如以色列、印度和韩国的经济中扎了根。

　　霍克(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开发西部，要注意知识经济的重要性。知识经济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其发展将促进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因此，中国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以吸引知识型企业来西部投资。当然，要吸引知识型企业来投资，必须有完备的交通和通信措施，在这方面西部还有很大的欠缺。开发西部以人为本

　　邹至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开发西部必须以人为本。在非常贫穷的地区，获得新工业的合格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西部相对于东部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沿海地区在过去20年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拥有相对于世界其它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包括管理、金融、生产和市场人员)得到了充分的培训，就能够吸引投资者到西部进行投资。通过政府发展技术和职业学校以及成立私立培训机构的方式，通过为不同的职业和所有级别提供短期的培训计划，职业培训的数量将会获得增长，质量也将得到提高。

　　萧政(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我认为，中国西部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就是对利用现有知识资源的能力低下。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须顾及伦理教育。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得以迅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有纪律且有知识的劳动力”。因此，中国应该在西部普及初等及中等教育，以提高人力素质。美日经验可以借鉴

　　胡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我国在西部开发中，完全可以借鉴美国西部开发的一条经验：利用西部高校中某些优势学科，建立科研基地和开发区，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机制包括风险投资机制，发展技术和知识含量高、而原料耗费低的高技术产业。

　　齐良书、李子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战后日本的区域政策的目标经历了由偏重经济增长逐渐向社会综合发展转移的过程。其区域政策的实施方式经历了由“据点开发”、“项目开发”到“地方居住区开发”再到“网络式开发”的历程。日本区域政策给予中国的启示主要不是政策的目标和内容，而应该是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法。其方法的核心是西部开发只能是政府主导型。

　　李廷植(韩国国土研究院)：在过去的30年里，韩国已经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发展，其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第一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二是分配资源时应给予地方政府一个范围广的自由处理权；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第四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家对创新风险的承担起着决定性作用。三股合力跨越发展

　　陈栋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有赖于三股合力：一是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政策、资金投入的力度。二是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跨区域资产重组。三是进一步探寻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新态势、适合西部区情的发展战略与对策。

　　陈德敏(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西部实现跨越发展，关键在于培育战略产业。此前，西部发展滞后在于缺乏带动面宽、实力强的战略产业。而在西部大开发中培育战略产业，应从发展“资源依赖型”产业转为培育“市场导向型”的战略产业。在战略产业的建立过程中要构建政府扶持机制，建立投资基金，合理利用外资。克服劣势发挥优势

　　陈万志(民盟重庆市委员会)：以“区域发展成本”审视西部开发，克服劣势比发挥优势更重要，西部开发必须从传统的“发挥优势”战略转变到“克服劣势”战略上来。而西部地区最大的劣势就在于其生态脆弱，因此必须切实实施退耕还林(草)、再造西部秀美山河。

　　郑玉歆、钱薏红(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必须实施“绿色扶贫”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否则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不可能持续。就像宁夏西集一样，虽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助下退耕还林还草恢复了植被，但由于农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民又毁林毁草种上了庄稼。

　　叶文虎(中国致公党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目前东部许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急于寻找出路，加上国外有利可图的污染“进口”，如果西部只注重开发活动的规模，对项目不加选择，可能导致脆弱的自然环境系统再次遭到破坏，西部地区“开而不发”，国家的投资收益将遥遥无期。本报特派记者刘建东向熹王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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