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峡两岸关系的严重危机尚未纾解的关键时期，“两国论”始作俑者李登辉在下台仅两个月後，即推出与日本右翼分子中岛岭雄合著的《亚洲的智略》一书。书中毫不掩饰地鼓吹分裂主义路线，歪曲事实、欺骗社会，再次暴露了李登辉分裂中国的丑恶面目，同时也使海内外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两国论”阴魂未散，反“台独”、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关於台湾法律地位问题

　　从分裂路线出发，李登辉无视和歪曲历史与法律事实，胡诌“台湾是被中国舍弃，割让给日本”，二次大战後以《波茨坦公告》或《开罗宣言》来主张“台湾的国际人格”，“就法律而言，都缺乏正当性”。他重提五十至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和“台独”分子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的论调，即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日本“明确放弃了台湾的统治权”，“未言明台湾主权归属”，宣称台湾之所以“被视为中华民国的领土”，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已以军事占领的方式，有效控制了台湾”。

　　众所周知，一八九五年日本通过侵华战争以《马关条约》占据了台湾，二次大战结束後，中国政府收回被日本侵占五十年的台湾。国际社会肯定台湾属於中国，支持中国政府收回台湾，具有代表性的是两次重要国际会议及其文件，一是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及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东北、台澎地区等中国领土；一是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会议及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公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文件。其後几年，对於中国收复台湾後的行使主权，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异议。朝鲜战争爆发後，美国为其公然入侵台湾制造借口，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一九五一年美国等国家在没有中国参加、苏联等三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中国政府当即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一“和约”的非法性决定其不具任何国际法律效力，绝不影响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之事实。李登辉罔顾历史事实与法律文件、混淆是非，无法改变台湾属於中国的事实。只能进一步显露其推行分裂主义路线已至黔驴技穷的地步。

　　关於两岸关系定位问题

　　李登辉抛开历史与现实，继续鼓噪“两国论”，并且详述其分裂主义路线的荒谬逻辑。他宣称，“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建立，一九四九年迁到台湾，有效控制台湾，“这已是符合主权国家条件的有效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中华民国分离出去的一个新国家”。他认为，这“是对台湾最有利的一种说法，也是最符合事实，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进而，他宣称：“中华民国”迁到台湾後就逐渐台湾化，即“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就是该书首次提出的“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产生本质的变化”，“已不再是『中华民国』，而是『新的共和』，也就是『第二共和』”。通过九十年代的“宪政改革”，调整了政权形态，改变了政治结构，“主权国家所须具备的条件，我们都已备齐”。“目前台湾有效支配的地域为台、澎、金、马，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国家的领土范围，并不需要特别修订宪法，另外界定国家之领土”。“两国论”提出的“目的在於由历史、政治、国际法等方面的事实来确定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李登辉上述一系列言论如果不是昧於对历史和法律的无知，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世人，以推行其分裂主义路线。所谓的“新共和”、“第二共和”、“国家领土范围”的提法完全是一派“台独”论调。

　　从历史与法律事实考察，二战之後台湾已重归中国版图，海峡两岸分离对峙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中国内战的结果和延续。按照国际法，一国之内发生革命导致旧政府被推翻，新政府理所当然继承旧政府行使的权力和主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容置疑地继承前中华民国政府行使的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中国的一切权力和主权，而且在国际法上继续作为中国国际人格者并没有中断。鉴於主权在国际法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上，只能有一个国际法人格，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李登辉无视历史、颠倒黑白，将一九四九年以後两岸描述成为“两个国家”、“台湾是一主权国家”，并且逐渐演变为不同於“中华民国”的“新国家”──“第二共和”。“两国论”正是建立在这一极为荒谬的逻辑之上。

　　首先，李登辉企图掩盖当年国民党所操控的“中华民国政权”在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中失败而垮台的事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并取代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帝国主义庇护下盘踞台湾，所谓“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基础已荡然无存。

　　其次，李登辉不顾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政治现实。一九七一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二七五八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从七十年代以来，已有包括世界上所有政治经济大国在内的与我国建交的一百六十多个国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与台湾当局维持所谓的“邦交关系”。

　　再次，李登辉妄图挑战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的原则。他全然不提台湾当局以往与大陆内争中国执政权、外争中国代表权未能得逞的事实，而索性提出台湾自一九四九年即与大陆分裂，把海峡两岸定位成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主权不可分割原则，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利益无法保障，国际的基本秩序亦无法维持。这正是各国都努力维护本国主权，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而寸土必争的根本原因。毫无疑义，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之苦的中国人民绝不容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立论逻辑的荒谬无可辩驳地验证了李登辉“两国论”的站不住脚。

　　关於“台湾民主化”的目标与意图

　　李登辉坦承是借助“台湾民主化”来推行分裂主义路线。他鼓吹“民主化”在台湾的目标在於“本土化”、致力实现“自主”。所谓“自由民主”、“自主”，应该是“台湾人民拥有属於自己的政权”。他宣称，一九九一年通过“修宪”，调整了政权形态，改变了政治结构，使台湾拥有“主权国家所须具备的条件”。“一九九一年承认中共在大陆的有效统治，即在宣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直到逐步推动民主化，才使台湾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才使『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主张渐臻成熟”。不难看出，李登辉在其执政的十二年中正是欺骗社会，利用民意，在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幌子下实施分裂阴谋。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对“台独”主张及活动采取姑息、默许、纵容的态度和立场，使台湾当局放弃对“台独”的法律制裁，导致岛内“台独”活动有恃无恐、“台独”思潮泛滥。另一方面，随著台湾“宪政体制改革”的发展，逐步推行分裂主义路线，在大陆政策上力图重新定位两岸政治关系，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企图确定“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地位。以至於抛出“两国论”；在对外政策上极力推行所谓“务实外交”政策，以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推动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谋求台湾的“国际法主体”、“独立国际法人”地位，妄图在国际上形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此外，在经济上以“戒急用忍”阻挠两岸投资贸易的发展；在军事上不惜重金大量购买国外现代化武器装备，并且鼓吹加入美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文化、历史教育上竭力割裂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确立所谓“台湾主体性”；在思想意识上灌输具有“国民意识”性质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和“新台湾人主义”。这一切对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破坏两岸关系并造成台海的紧张局面，从而影响台湾政经局势的稳定。

　　李登辉虽然已经下台，影响力日渐式微，但他仍然不甘心其推行的分裂主义路线注定失败的命运。他不遗余力地叫嚣“台湾虽已具备作为主权国家的条件，但仍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台湾不论对内或对外，都未曾明白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一个必须检讨的重要问题”，台湾已成为“新的共和”、“第二共和”，“何时会由谁明确作此宣示……这是必得跨出的一步”。所谓“新的共和”、“第二共和”，实际上是通过“制宪”的“台湾共和国”，是“台独”的迂回表白，挂“中华民国”之名，行“台湾共和国”之实，与“台独”并无差别。显而易见，这是露骨地暗示下一步将宣布“台湾独立”，无异於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战争挑衅，从根本上违背台湾民意的主流取向，势将加剧台湾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危及台湾社会的安定与民众的安全和利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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