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阿梅，来自陕西。

　　从陆丰市区到阿梅被卖的铜锣湖镇某村有近40公里的路程，越近村子，路越难走，幸亏记者乘的是越野车，否则，很难通过如此崎岖的土路。有了此番跋涉进村的曲折经历，记者对如何步行进入那座偏远的村落更有了另一番特别的感慨。

　　阿梅今年27岁，1998年3月20日在广州被拐卖，买她的是一个比她大13岁的双腿瘫痪的房姓男子，他是陆丰市铜锣湖农场的农民。1999年3月，阿梅在房家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如今一双儿女一岁多了，活泼可爱。其间，陆丰警方曾两次对她实施解救，阿梅均婉拒了。今年春季打拐行动中，陆丰警方解救的300多名被拐妇女中，她是唯一的在读大学生。

　　在赶往铜锣湖镇采访之前，记者从陆丰市公安局打拐办了解到，阿梅这几天正在给两个孩子断奶，住在亲戚家。记者只好请当地派出所的干警引路先赶到房某家，想看一看两个孩子，并顺便捎带上一些奶粉、水果等营养品。记者一行刚进村，正巧阿梅刚从亲戚家回来。阿梅把记者领进她的小“家”，于是记者有机会了解了这个善良而又不幸的女子。

　　被拐卖并遭遇暴力的屈辱，如同无尽的长夜，无论睁开眼还是合上眼，那惊怖的一幕总是在缠绕轮回、挥之不去。如果当时阿梅的同学去接了她，如果当时她不那么轻信，如果……如今，这一切均成遗恨。

　　那个改变阿梅一生命运的日子是1998年3月20日。凌晨两点钟，家住陕西的阿梅乘列车到达广州站。刚刚离开大学校园，在家待业半年的阿梅此次南下广东的打算是，在广州或东莞谋得一份比陕西老家薪水高一些的工作。阿梅在大学读的是电子专业，她想广东一带电子厂家很多，找一份工作应该还可以。两天前阿梅离开老家时给广州同学打过电话，让她来火车站接她，但那位同学并没有出现。从未出过远门的阿梅不敢在街上乱走，她在车站出口处从凌晨两点一直等到早上7点，始终没有等到来接她的同学。

　　这时迎面走来一胖一瘦两个女人，她们走到阿梅跟前问她是不是来广州做工的，并说自己是来接人做工的。其中一个女人说她的弟弟在一个厂子里当保安，可以帮阿梅找到工作，边说边上前帮阿梅提行李。阿梅觉得这两个女人挺老实的，其中一个怀里还抱着孩子，再加上等同学等得无望，心想还不如先找个工作，边工作边与同学再联系。于是，她便相信了她们，跟着她们上了一辆开往陆丰的大客车。车子先到海丰停了一下，下午两点左右到了陆丰。在陆丰等到天黑7点钟左右，来了一辆面包车，声称是接她们的。阿梅只好跟着上车，同时上车的还有另外一个打工妹。

　　面包车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停在一片荔枝园旁边。阿梅后来知道这里就是改变她命运的陆丰市铜锣湖镇某村。当时从荔枝园走出三男一女来“接”她们。进入荔枝园后，这几个人露出狰狞的面目。其中一个男的把阿梅身上仅有的500元钱和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结业证一起抢走。其余的人也上来搜身，结果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十多分钟后，面包车开走了，其余的人也走了，只剩下一男一女看着阿梅。(后来经公安部门证实，男的叫林来宝，女的是他的老婆，他们专门干贩卖妇女的罪恶勾当。恶有恶报，去年7月8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妇女罪一审判处林来宝死刑，其妻鲁桂香被处有期徒刑12年。)林来宝后来借故支走了他老婆，在荔枝园里用暴力还侮辱单纯的阿梅。

　　当天晚上阿梅被带到一个棚寮里关了起来，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又被带到了荔枝园。这时人贩子林来宝已经联系好了买主，一辆两轮摩托车拉着阿梅离开了荔枝园。人贩子林来宝以2700元的价格卖掉了阿梅(后经公安部门证实，同阿梅一起上了面包车的另一名打工妹在阿梅之前已被林来宝卖掉)。

　　曾经十多天不吃不喝，曾经割脉自杀以死抗争。面对迟来的解救，阿梅茫然以对：为何希望总要等到人彻底绝望之后才肯出现……掏钱把阿梅买来做“老婆”的房某，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无法走路，整天窝在屋里，靠给人算命为生。

　　卖给房某后，阿梅被看管得挺严，无法出逃。心灰意冷的阿梅难以接受残酷的现实，她决定以死相争，到房家的头十多天阿梅不吃不喝，只等饿死。她还一度割破自己的手腕，要用死来洗清身心的伤痛，但房家人请来医生给阿梅看病，不吃饭就挂葡萄糖水给身体虚弱的阿梅补充营养。

　　尽管阿梅是被房家花钱买来的，但房家的人对阿梅还算好，从不打骂阿梅。对于经历了一场恶梦的阿梅来说，房某一家人的“感化”举动，使阿梅找回了一点做人的尊严，用阿梅自己的话说，“房家还把我当个人看”，这一点与暴虐的人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小学文化的房某能讲普通话，房某的二哥有些文化，也能讲普通话，阿梅与房家人的沟通也就没有太大问题。独自一个人被拐到偏僻的山村，出逃的无望与被拐的羞辱，渐渐使阿梅变得麻木，她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房某除了下肢瘫痪，身体也还健康。阿梅在房家竟然有了身孕。

　　1998年8月份，陆丰市公安部门第一次前往铜锣湖镇解救阿梅时，她已有4个月的身孕了。公安人员告诉她可以回家，阿梅婉言谢绝了。她无奈地说：“如果你们早来一两个月，我会头也不回就跟你们走，但现在我不能走，要走也得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1999年3月，怀孕只有7个月的阿梅早产了，孩子出生还算顺利。令她惊异的是，自己竟然生下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只在娘胎里呆了7个月的一双儿女出生时加起来只有7斤重。当时孩子的小胳膊只有成年人的大姆指粗。经过房家人的悉心照料，这对龙凤胎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一天天健康地成长起来。

　　5月20日，陆丰市公安局打拐办和广东省妇联权益部的有关人员再次前往铜锣湖镇看望阿梅，并提出，只要想走，马上就可以回去。但阿梅还是婉拒了，她无法忘掉过去，她甚至割舍不下现在，她更不敢去面对走后的将来。

　　“我的事还没告诉父母。我觉得我带给他们的是耻辱，我要顾及到他们的面子，我不能光考虑自己。我不和他们联系，是想离开的时候就把这里彻底忘掉。”

　　有记者在采访阿梅时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想回去吗?阿梅一听到这话马上眼含泪水。她说：“咋不想回去?可又咋回去?已经落到这种地步，回去只会让父母为自己更伤心呀。”

　　本刊记者在采访阿梅时，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让父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她说：“现在这种情况咋让她们知道?父母花了几万块钱让我上大学，我不算有文化，但多少还有点知识，总该过得比一般没文化的人强点儿，但是现在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这个样子，他们会伤心的。所以我从那时到现在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和任何我以前的朋友联系过。我要是写信给家里，他们会按邮戳找遍整个广东省。假如没有两个小孩，我肯定会回去。现在主要是两个小孩牵动我。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也特别想念父母亲，我会尽早去看他们的。”

　　按照阿梅的想法，她不打算把目前自己的境况告诉家里，因为这样家里人会很担心。既然自己出来两年多都没让家里知道，再过一段时间，也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懂得家中父母对自己的牵挂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化，但她希望在自己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在自己能够找到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之后，在自己过得还“有点出息”的时候，让家里人来看一看，或是回家看看。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同一片阴影始终笼罩在阿梅的心头。虽然记者不忍心问她过去被拐的经历，但阿梅总是用一些贬损的字眼来表达过去那段经历给她带来的伤害，听来让人心寒。阿梅说“自己现在真是臭名远扬。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同情我，也有人会在背后嘲笑我。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不光人变了，心也变了，心都死了。”

　　“我也想过要走，但是我想，虽然他们买我，但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和房某有没有感情?我也说不清，但是这两年多来，他们家的人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对小孩的爸爸，我同情他，也恨他。”

　　对于房某，阿梅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阿梅总觉得房某虽然身有残疾，但心地还算善良，房某从不打骂他，她发脾气的时候，房某也不恼怒。阿梅说，到房某家这两年，她与房某从没发生过争吵，房某什么事都依着她。她刚来的时候，房某就说过等她生完了小孩，可以让她走。

　　房某没有劳动能力，但他懂一点算命，而当地人很信命，房某靠坐在家里给人算命，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孩子出世后，阿梅每天都会花上两元钱买点肉，给孩子增加点营养。阿梅的全部生活就是照看孩子、洗洗衣服、做饭。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阿梅不大愿意提到房某，她从没有提到“老公”或“丈夫”之类的字眼。“我和他没有感情，不可能有感情”，说到房某时，阿梅总是以“他”字来指代。阿梅对房某有着复杂的感情，同情、感激、怨恨，可能都有。当记者问阿梅，与“他”之间的感情怎样时，她很聪明地回答说：“我对感情这个词理解不太深，但在家里，我们有事都商量着，他什么事基本上都依我。”

　　阿梅告诉记者，房某因身有残疾，生活自理能力差，要是她把牙膏放得高一点，房某都够不着。阿梅既痛心自己现在的处境，又有些同情身有残疾的房某。这也是当初公安人员第一次上门解救她没有走的原因，何况她已有了身孕。

　　记者问阿梅，会不会有一天带着房某回家看望父母，阿梅说：“我不可能把他带回去，别人会怎么看?他四肢不健全，我带他回去父母怎么看?我的观念可以改变，但世俗的观念不可以改变。”

　　“如果我走了，真不敢想象，孩子面对残废的父亲和没有母亲的场景。这一双儿女是我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唯一的依靠……”

　　阿梅现在的“家”实在是非常简陋，这间只有1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刚有一人多高，地面有些潮湿，白天光线也不好，苍蝇四处乱飞，一张木质的旧式床占据了屋里很大的空间。家里唯一值钱一点的东西就是一台电视机。按照阿梅的说法，“这间屋既是卧室，又是客厅，还是厨房。”

　　说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阿梅的脸上还是露出了难有的笑意。记者深深感受到一个不幸女子对于自己孩子的依恋。在这样一个寂寞的穷山村，如果不是孩子，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能够支撑一个心灵饱受创伤的女子的精神大厦不倒。

　　阿梅告诉记者，尽管自己的两个孩子出生时不足月，但由于照料得好，营养也好，同村这么大的孩子中间，只有她们姐弟俩最先会跑。家里经济条件就这样，但对于孩子她是很舍得花钱，她的孩子现在可以吃饭，她经常给孩子补充一些奶粉、水果什么的。她的孩子穿戴也干净整齐，在村子里很多人都喜欢他们。孩子虽小但是特别懂事，有时一个苹果什么的，姐弟俩你让我，我让你。

　　看着阿梅抱着孩子嬉戏，看着一双天真无邪的儿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这种亲情深深感染着。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谈到未来，阿梅的眼里掠过一丝忧郁与迷惘。阿梅表示，现在特别希望在下半年的时候，孩子也大一些，自己能够在广州、深圳或是东莞这些电子厂较多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一方面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不要让其荒废；另一方面也能挣点钱维持这个“家”，而且能挣几百元钱就行。3年前，阿梅自费在陕西某学院电子专业读书。1997年毕业时还没能拿到毕业证，因为有两门课《电气原理》和《电气测量》没有考过关。说到这里阿梅觉得非常遗憾。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回去补考，顺利地拿到毕业证。

　　阿梅说，等到自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定会带着孩子尽早回家看望父母。即使将来孩子长大了，她也不会遗弃他们三个，因为她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

　　“打拐”警示录

　　这是一组令人瞠目的数据：--1990年以来，广东省陆丰市解救妇女3285人，抓获犯罪嫌疑人503人。犯罪分子中被判死刑16人，无期徒刑6人，有311人被判有期徒刑，32人被劳动教养。

　　--在2000年的头4个月里，陆丰市公安机关解救妇女儿童306人，抓获人贩子64人。被拐的妇女大多被卖为“人妻”。

　　这是一组令人发指的镜头：

　　--17岁的湖南少女刘某被拐骗到陆丰市碣石镇后，与另外6名女青年一起被犯罪嫌疑人强迫在碣石镇的几家旅社卖淫。

　　--17岁的河南少女杨某被人贩子拐卖到陆丰市西南镇当晚，便在一荒无人烟的山地里惨遭人贩强暴。

　　--68岁的陆丰人许双燕，在3年多的时间里竟拐卖妇女达12人之多，其中3名妇女被其强奸，年龄最小的江西籍少女仅有15岁。

　　……

　　妻子被拐，女儿被拐，儿子被拐……一封封请求解救的信件雪片般飞到公安机关，一条条信息震怒了各级领导。面对日益严重的犯罪动向，各地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使得一大批妇女儿童得以脱离苦海。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记者跟踪采访了一件件“拐案”，随公安民警走山野入远村，触发了颇为沉重的思考。

　　老乡，“好心”背后施毒手

　　在被拐卖的妇女当中，有相当部分是轻信“老乡”的花言巧语，当自己发现被骗时，已被人贩控制，身不由己。

　　1999年9月21日下午，深圳平湖镇的某手表厂门口，一张招工启事前围满了找工的男男女女，河南省郾城县李姓、张姓和杨姓3位表姐妹也挤在人群中。

　　3人中，李女21岁，张女和杨女都只有17岁，均是初中刚毕业不久。她们到深圳已有好几天了，在平湖镇的亲戚家暂住着。

　　姐妹仨边看边商量着，这时，有一高一矮两个女人走到她们跟前。“听你们口音好像是河南的，我们是老乡。”高个子女人套完近乎，矮个女子接着说：“现在我们做工的那间制衣厂也在招工，一个月600元钱，还有超产奖，我们可以介绍你们进厂做工。”3位刚走出校门不久，涉世不深的少女一听是老乡，又有工做，而且工资还不低，于是动了心。三表姐妹简单地一合计，便跟着高矮女人坐上了前往广东陆丰的大客车准备到“制衣厂”上班。

　　当晚9时许，她们在陆丰下了车。矮女人打了一个电话后，一部三轮摩托车开了过来，驾车的男子要她们上车随他走。此时，3位河南少女知道被骗了，表示拒绝。稍后，又有两台两轮摩托车驶来，车主拉着李女就要走。刚一拒绝，摩托车便吼叫着撞将过来，吓得李女大气不敢出。三少女只得乖乖就范。3个摩托汉将她们带到一座僻静的荒山后，高矮两女人接过他们递来的现金，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幕之中。

　　漆黑的夜里，三位被拐少女吓得挨坐在一起。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个男子拿着一床草席，提着几个盒饭上山了。几个男人填饱了肚子，便兽性大发，残忍地对李女和杨女实施轮奸，张女由于正值经期，幸免于难，杨女还因反抗被他们毒打了一顿。

　　9月22日一大早，3位少女分别被人贩以2000至26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了陆丰农民。

　　5天后的中午，张女的亲戚王小姐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抓起一听，表妹张女用河南方言详细叙说了自己及另外两个表姐妹被拐卖的经过。

　　王小姐根据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立即赶往陆丰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局刑警队在接到报案后迅速采取行动。9月30日，成功地将21岁的李女解救出来，随后驱车到达西南镇，10月1日下午，在青塘村民黄某家里，把被黄父买来做其儿媳妇的张女解救出来。

　　晚上10时许，民警最后在陆丰市河东镇关前村解救出杨女。

　　湖南省桃江县犯罪嫌疑人李绍资和李建资，可谓是专骗老乡的“高手”。他们在陆丰市碣石镇游荡的日子里，与另外3名同伙沆瀣一气，通过陆丰市甲子镇当地人贩子购卖被拐卖的湖南女青年，然后带往碣石镇的旅社，强迫其卖淫。

　　重庆市梁平县23岁的吴女，在被老乡拐卖到陆丰市西南镇山区后，过了7年的非人生活。1992年6月，吴女当时年仅16岁，她独自离开重庆梁平到广东打工谋生，没有想到自己刚下火车，便被来自重庆的人贩子盯上了，随即被骗到了陆丰市。在人贩手中倒腾几次，吴女落到一个49岁的曾姓男子手中。曾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可怜的少女，在曾家犹如被关进了“笼子”，出门有人盯梢，在家有人防着，简直插翅难飞。第二年，她在万般无奈之中为曾某生了第一个小孩。接下来的几年里，吴女简直就是曾的泄欲工具和生育机器，尽管要靠借钱度日，还是相继为曾某生下两个小孩。在有心人的帮助下，吴女向远在重庆的父母发出了求救信号。吴父马不停蹄急急赶往陆丰找到西南镇派出所报案。公安民警奔赴南山村，将吴女救出火坑。

　　为何不少被拐卖的妇女大多为老乡所骗?据长期从事打拐工作与人贩子打过多年交手仗的陆丰市公安局刑警张涛介绍说，不少女青年初到广东，人生地不熟，如果听到熟悉的乡音，心里觉得是一种安慰。狡诈的人贩子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鼓动如簧巧舌，花言巧语引诱别人上当。同时，被拐卖的女青年大多生于农村，读书不多，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等到卖给他人做“老婆”了方才大梦醒来，此时为时已晚。

　　找工，那一个“诱人”的圈套除了以“老乡”名义套近乎外，替你找工作是人贩子设下的另外一个圈套。这一招一些人贩子屡试屡中，频频得手。

　　1999年8月8日，湖北石首郑某、刘某和一位人称“慧芳”的女人以到广州打工为名，将同乡男青年小王和17岁的雷女骗出了家门。他们一行5人转道湖南岳阳到达广州后，又坐上了开往陆丰市的长途汽车。8月9日晚9时许，他们住进了陆丰市某招待所。

　　8月10日，郑某、刘某和“慧芳”终于原形毕露。当晚，“慧芳”将雷女带到了陆丰市陆兴宾馆开房，并要她卖淫，但雷女一口回绝。

　　8月12日，雷女找到小王，告诉了他发生的一切，并合计着双双逃离陆丰。16岁的小王此时变得精明了，临走时，他将郑某的工作证藏在了身上。

　　两个身无分文的少年男女，下定决心要走到广州。途中小王和雷女遇见高速公路拯救队员叶镇荣、邱焕冰，这两位队员将他俩接上了汽车并送到安全地。

　　8月14日晚，陆丰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接到报案后，于深夜12时在陆丰撒开了一张大网，次日凌晨2时许，郑某、刘某和“慧芳”相继被抓，民警在审讯中发现，“慧芳”真名王云，在陆丰以卖淫为生。

　　17岁的雷女能够挺身而出保护自己，但同为17岁的两位贵州少女陆云，陆朱(均为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今年2月28日，陆丰市公安局打拐办接到东莞市唐夏公安分局来电，称贵州独山县少女陆云在15天前与其胞姐被人以介绍工作为诱饵，拐骗到陆丰市甲子镇后，转卖到东海新东龙旅社强迫卖淫，陆云已伺机逃往东莞，请求陆丰公安机关解救其胞姐陆敏(化名)。陆丰市公安局打拐办接报后，即派5名民警化装前往该旅社，经秘密侦查，当场抓获了陆丰市甲西镇的蔡金昌、蔡桂春两疑犯，同时解救出8名受害女青年。根据线索，陆丰市公安民警又于4月6日凌晨将另一疑犯蔡少钟抓获。

　　经审讯，今年2月14日，蔡少钟窜到东莞市与3名贵州籍人贩相勾结，以招工为名，将陆云、陆朱等4名女青年拐骗到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强行搜走身上财物及身份证件，非法关禁3天后，以1600元至1800元不等的身价，由蔡金昌、蔡桂春带往东海镇新东龙旅社，转卖给一湖南籍鸨婆周某，强迫少女们靠卖淫得款来抵还身价钱。

　　湖北人余茂生，是另一个以介绍工作为诱饵拐骗女青年强迫卖淫的魔鬼。

　　在1999年12月至今年2月间，余茂生回到湖北老家，以介绍做工为名，先后三次从湖北黄石市、通山县、阳新县、温泉县拐骗女青年1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年仅15岁。余茂生将这些姑娘拐至陆丰后，采用威胁手段，进行奸淫并强迫其接客。慑于余茂生的淫威，姑娘们忍泪承受着身心的摧残，为其出卖肉体，所得“小费”如数上交给他，稍有不从，便遭拳打脚踢。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15名少女无一幸免，全都被迫接过客，最多的接客得款上万元，全都归余茂生所有。

　　拐卖妇女的人贩子，手段都极其残忍和卑劣。湖南女子黄丽君是其中一位。为了钱，她竟然伙同其情夫卖了自己的胞姐和同学。

　　今年3月6日，广东陆丰市公安局在“文明”发廊抓获了四川达县籍人贩王善明及甲子镇发廊老板刘券，当场将胡晓、黄苹(化名)等7名受害女救出火坑。经审讯发现，四川籍主犯刘晓龙与同案犯罪嫌疑人黄丽君，在东莞市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胞姐黄苹和同学胡晓等4名女子到甲子镇，交由陈明、王善明、吴林等人看管，在搜走其身上财物及其身份证后，使用暴力强迫其脱下衣服，拍摄裸体照片，公然要她们卖淫接客，如若不从，便将裸照寄回家乡曝光，迫于无奈，黄苹、胡晓等不得不为这伙人接客赚钱。

　　买主，法律对他们无效?

　　记者跟踪采访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亲眼目睹了一大批人贩子的可耻下场，令人失望的是，与卖者本应同罪的买者，受法律制裁的却寥寥无几。

　　一位从事“打拐”工作多年的刑事警察，曾就此问题与记者进行了一番长谈。早几年，公安民警在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遭村民围攻是常有的事。在村民看来，“妻子”、“儿子”、“女儿”是花了钱买回来的，如今你要将其带走，那买者不就人财两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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