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中“打拐”行动。在这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中，云南省昭通地区公安机关抓住了一个。

　　今年48岁的张保军家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润河乡。当他听到邻居张玉丁说，他有一个亲戚仅花几千元就买了一个云南媳妇后，便想着要给自己不到20岁的儿子张华新也买一个云南媳妇。

　　今年2月初，张保军的一个中学同学刘兵，到润河乡收毛皮顺便到张保军家做客。张保军和他诉说了想去云南买个媳妇回来，但怕路途遥远身上带着钱不安全的苦恼。刘兵给张保军出了一个主意——穿警服去云南。刘兵告诉张保军，他姐夫在界首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工作，他可以帮忙借一套警服。张保军想，这个办法倒不错。2月24日，刘兵就把警服送了过来。张保军对刘兵说，光有警服没有证件，如果被公安局查出来了可不好办。刘兵说，那就办一个警官证。张保军按照刘兵的要求穿着警服去照了一张登记照。三天后刘兵又来到润河乡收毛皮，张保军把穿警服照的登记照给了刘兵。又过了两天，刘兵把做好的工作证送到张家，并嘱咐张保军除了去买媳妇以外不要穿警服做其他犯法的事。

　　3月初，按照邻居张玉丁给他画的线路图，张保军带着儿子张华新来到云南省鲁甸县。一下车父子俩便住到了一家小旅馆。在这家旅馆他们遇到一个姓宋的当地旅客，交谈中宋某得知张保军是安徽人，是来云南买媳妇的。

　　身穿警服的张保军很快就取得了宋某的信任。第二天，宋某便带着张保军父子来到了梭山乡梭山村自己的家中，接着宋某又带着张保军父子来到了梭山村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一个18岁的女儿。张保军拿出警官证对这家人说：“我是来给我儿子找媳妇的，我们家乡是平原地区，生活比这里好。”并当即表示要给小姑娘买两件新衣裳，还说：“我带她去安徽，如果你们不放心，家长可以跟着去，甚至可以先到梭山派出所开一个证明，我们再把她带走。”这样女孩家里就同意了。

　　3月17日，身穿警服的张保军和这户人家的邻里一齐来到梭山派出所，张保军对值班民警说：“我是安徽人，来给儿子说个媳妇，我到派出所来，主要是备个案。”值班民警对这位“安徽民警”作了友好的询问：“到云南出差？”“我是来办一个案子”，张保军说。民警见是兄弟单位的同志便对这一情况作了记录。这位“安徽民警”和值班人员道过谢后，回到村中放了几串鞭炮，带上那位姑娘就要上路。就在这时，侦查员王龙发现这位年近50的民警的警衔才是二级警司，当即对张保军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不禁问张保军在单位任什么职务。张保军吞吞吐吐地说是副职。王龙便要求看张保军的警官证，发现张保军的警官证上的公章是一个派出所的公章。王龙知道派出所无权发放警官证，谎言立即被揭穿。

　　记者近日在鲁甸县看守所见到了张保军，也见到了张保军用来行骗的假警官证。这个假警官证上写着：张保军，40岁，职别：干事，工作单位：某派出所。发证日期为1999年3月10日，发证单位为界首市公安局某派出所。

　　在看守所，张保军不住地对记者说是因为自己不懂法，希望司法机关能够不处理他。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记者不知道张保军是否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有关条款，是否构成拐骗妇女儿童罪，但至少他已经涉嫌触犯了第二百七十九条，构成了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

　　张保军的行为值得人们深思。本报记者刘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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