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02年版教科书审定公布时，日本文部科学省破例“好意”地给中国记者吹了风，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版本和修订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部分具体内容向记者做了介绍，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中除教科书内容外还有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的资料。负责吹风的教科书处处长大木规达也先生说，吹风的目的是让大家理解日本的审定制度，并了解由于鉴定部门的指正，教科书进行了很多修改。但是从其吹风的内容到对记者们提问的回答，我发现，许多记者在不断地摇头。吹风没有解惑，反而使记者们增加了更多的疑问。
吹风开始时，该处长重点介绍的是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和审定依据。他称这种审定不是政府行为，是文部科学大臣委托的社会学识渊博人士对书的内容进行检查，最后由文部科学大臣宣布其合格与否。关于审定标准，该处长解释说，主要是检查教育内容是否超出了“学习知识要领”的范围，难易程度是否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等等，同时，内容要讲究整体协调性。关于内容记述的正确性问题，要求图书内容不应有错误、不准确、相互矛盾之处，措词上不应有晦涩难懂和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关于社会科历史教科书的表述方式审定标准又规定，对于未确定的事项，不应用断定性的口气记述。还有一条规定：对于与邻近国家之间发生的近现代史上的事件的记述，应本着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的精神进行必要的考虑。这就是1982年教科书斗争后日本政府提出的“邻国条款”。
对于这种鉴定标准，该处长解释道，“这是消极检查方式”，只检查书本记述的内容、事实是否有误、是否前后矛盾、是否引起误解，至于教科书所反映的编撰者的指导思想、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及历史事实本身，并不在教科书鉴定的权限范围之内。他还补充一句，“日本是表现自由、学术自由的国家，所以学者思想也是自由的。只有教科书是这种自由中的例外，要接受一定的检查”。
记者问道，历史事实是明确的，这一点总应该承认吧？该处长回答说，“历史事实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由于日本采取的是挑错式的鉴定方式，所以鉴定中并不对事实进行断定”。
由于亚洲国家的斗争和日本知识界的努力，近年来的日本教科书中对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记述，但新审定的教科书中这方面有许多倒退，特别是右翼学者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内容令人不能容忍。有记者问该处长，你对这前后两个版本教科书的变化有什么评价？对新版教科书有什么印象？得到的回答竟是，“我们不作评价，也没有印象”。
记者发现，在鉴定委员会对扶桑社版本提出的137处修改意见中，没有任何一条是根据“邻国条款”进行指正的。记者问道，在鉴定时这一条原则如何掌握？是否听取邻国的意见和呼声？得到的回答是：“它只是文部大臣判断问题时掌握的一个思想基准，无需听取外国的意见，没有据此提出的指正意见说明鉴定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缺陷。”记者不禁感慨“邻国条款”实际已形同虚设。
该处长反复强调“这是挑错式”的“消极鉴定”。看来，这就是日本教科书鉴定的实质。
该处长介绍，日本教科书鉴定与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是两回事。他还补充说，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村山首相的谈话中作了表示，政府的这一立场是一贯的。这一点在新版教科书审定结果发表时日本官房长官的谈话中也作了表白。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日本现行的教科书鉴定制度不对历史认识问题把关，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言行不一？！
这样一本错误百出、令周边国家强烈反对的教科书能够在鉴定中通过，如果不是教科书有问题，就只能是全权审定并发表教科书的日本政府有问题了。难怪村山先生所在的社民党不久前发表谈话说，口头上继承村山谈话精神的现政府敢于将错误的教科书放行，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一行动与村山首相反省战争的谈话精神相抵触，就意味着日本为恢复战前的历史教育开辟了道路。(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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