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然而来的非典，几乎没有人怀疑科学在这场战役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次非典突袭也暴露了长期以来基础科学研究的软肋，值得我们沉思。
新华社记者曾就此采访美国冠状病毒学家赖明诏。赖博士是美国微生物学会会员，自1975年以来，他一直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有“冠状病毒研究之父”的称号。在采访中，赖先生特别强调了对冠状病毒等流行性病毒基础科研的重要性。他指出，20年来冠状病毒一直是生
物学研究的冷门领域，最初从事这一领域的一些科学家后来转行到热门领域，冠状病毒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日益薄弱。美国目前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也不过只有10个实验室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 尽管赖博士相信制服非典指日可待，但他也感慨，如果我们能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理论积累，那么对付冠状病毒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仓促应战、捉襟见肘了。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孰重孰轻一直是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学理上说，基础科学为应用科学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应用科学为基础科学提供实例论证和解释依据。但在实践中，应用科学受社会资本驱动，往往脱离基础科学，与社会的功利性需求融为一体，形成独立自足的体系，发展出自己的运行轨迹。
与应用科学的单向运行轨迹不同，基础科学研究更多地运行于理论层面，它没有现实的功利性基础，属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它预设多种可能性，揭示其原理、性质、结构、功能。以非典为例，科学家们最终把SARS界定为“冠状病毒的一个新型变种”。在研制对付这一新型病毒的有效药物和疫苗时，需要借助于病毒学原理及冠状病毒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有了这种基础研究成果，我们才能从本质上了解其生理构造、肌体组织、发生学规律、发病机制等。正如赖博士在采访中所说，此次非典的来临，使自己近30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了用武之地，对病毒的观察与认识更深入一个层次，在研制相关药物和疫苗时，可以拓宽思路，少走不少弯路。
赖博士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于应用科学的重要性。没有基础科学的内在支撑，应用科学的任何辉煌都有可能化为乌有。不能否认应用科学为人类带来的福音，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应用科学绝对功利性的片面发展，也使其自身在人类突发灾难面前裹足不前、无能为力。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急功近利、趋热避冷，不仅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同样也是自然科学领域应当注意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有所表现，比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环境科学等诸多领域。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悲剧，法国阿里亚那型火箭发射的多次失败，从根本上说都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严重背离的结果，都是过分注重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的恶果。这次SARS的侵袭，不仅是对我国科学界，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科学界敲响了警钟。急功近利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不啻为一种战略上的失算。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