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已隆隆开走，城市现代化的脚步锵锵作响。当你成为现代化小区内的一位业主时，民主的愿望 空前地强烈，然而民主的样子却还模棱两可。在广州的高尚住宅区，一位香港籍业委会主任因不理解内地的做法而辞职；在上 海的全国文明小区，两个“业委会”、两个“ 居委会”正打得不可开交；在南京的全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市 民政局长却在为民选的社委会的公章发愁……

　　民选“业委会”无处栖身

　　“只有业主代表大会才能罢免我们！”“第二届业委会”现在主任贺文胜家里办公。

　　今年2月4日，87位退休老人向上海闵行区法院起诉，被诉的是上海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物业 ”)。原告们说，被告占领了他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常春藤俱乐部，并抢走了其中用老人们会费添置的财产。

　　拥有4000户业主、荣膺“全国文明小区”称号的上海万科城市花园的物业管理，如何干下这等唐突之事？

　　事情发生在去年10月28日上午，万科物业在常春藤俱乐部贴出告示：从即日起该俱乐部向全社区开放。

　　当日晚间，在此娱乐的老人散去后，万科物业派出几名保安，强行撬开门锁，控制了房屋财产。“常春藤”负责人忻 秀佩前去论理，被轰了出来。

　　万科物业为自己“动粗”找了个理由：“常春藤”向会员收费，未经物价部门许可，是“非法的”。但他们拿不出受 政府委托执法的依据。

　　忿懑不已的老人们却并不都明白万科物业另有深意----人家针对的不是他们，而是小区内“流亡”的“第二届业 主委员会”。常春藤俱乐部是这个“流亡会”的临时驻地。

　　这是两年前经民选产生却不为闵行区房地局承认的业主委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小区内还存在一个任期早已届 满，却因一纸命令“继续工作”的“第一届业委会”，它与万科物业是主雇关系。

　　令万科物业最无法容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第二届业委会与另一家物业公司签了物业管理合同，在常春藤俱乐部设了 联络站。

　　这就意味着，一旦第二届业委会获得合法身份，万科物业将被逐出万科花园。

　　老人们的利益却成了牺牲品。

　　“三满意”难成定音鼓“不满意”执掌业委会

　　1998年2月，万科花园第一届业委会行将届满，根据上海地方法规的要求和换届移交的方便，万科花园提前两个 月进行换届的准备工作。

　　业委会与住户们的利益密切相关。这里的4000户“业主”，有的是退休职工，有的是文化界人士。他们选举的业 委会有两大职权：一是掌管小区本息5000万至6000万元的物业维修基金，二是选聘物业管理公司。

　　万科花园虽是“全国文明小区”，但也未能避免国内商品房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业主关注度最高的一是物业 维修基金从未到位----这笔基金是小区物业的“养老费”，一旦挪用，业主利益难以保障；二是小区公建配套问题--- 小区4100平方米公建配套属于所有业主共有财产，但实际上医疗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车库的面积只是广告宣传的1／5 甚至1／15，发展商又拒绝提供整体规划图；三是电话、煤气的安装费问题----由于政府公共配套滞后，这里的电话安 装费一度高达8000元；还有的就是部门业主迁入已达五六年，房屋产权证仍拿不到……换届选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 行的。大多数参选者，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业委会出面，清理这些陈年积累的问题。

　　1998年4月19日，万科花园改选开始。主持选举的是第一届业委会4个成员和4个业主代表。他们公布了方案 后，向闵行区房地局七宝办事处请示。七宝办主任朱梦林定了调子：新选出的业委会必须做到“万科公司满意”、“七宝办满 意”、“业主们满意”。

　　选举日前，工作小组向房地局发函，要求按上海市规定派员到场监督，房地局不理不睬。

　　万科物业也没有闲着，“他们称电脑出故障，无法提供业主资料”。但选举还是如期进行了。

　　146名业主代表出席了第二届业主代表大会，超过了应到数的70%，17名代表过半数当选。

　　次日，贺文胜当选为主任。

　　两日后，两届委员开了联席会，第一届业委会主任吴孝义将印信、办公室移交给第二届业委会。

　　老一届被打强心针新一届难获合法身

　　1998年4月30日，新当选的业委会按法律要求，将当选名单报区房地局备案，由区房地局核发资质证书。

　　与此同时，他们将一份征询意见表发至每家每户。“都是关于发展商侵权的问题。”贺文胜说，“我们准备根据业主 的关注度，提起诉讼，求得赔偿。”

　　这显然无法令万科公司满意，更难令在前期开发中也存在问题的镇政府满意。

　　这时，他们尚未获得注册。闵行区房地局在法定的15日内，既未准予登记，也未“不予登记”。

　　5月25日，已经卸任的吴孝义突然收到七宝办事处通知，要求“从业主中产生代表，召开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业 主委员会”。

　　这份通知对已经发生的选举视而不见，但是聪明的业主已经明白他们的什么把柄被抓住了----选举期间，发展商 曾递交过一份“非业主身份代表候选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158个业主代表中，有30多名“非业主”。

　　当时，吴孝义态度明确：拒绝签收。

　　贺文胜认为，确有30名代表不是产证上的产权人。“有的产权人是在国外的儿女，住房实际由父母使用；还有的写 的是配偶的名字。当时，我们没经验，办个委托书就行了。”

　　这个被他们称为“枝节”的问题，却导致了这届民选业委会两年的“流亡”经历。

　　大量抗议信、检举函突然满天飞舞。这些具名或匿名住户指责换届选举“被人操纵”了。

　　政府，发展商，还有“部分居民”，新选的业委会成了“三不满意”。

　　7月3日，已宣布届满的第一届业委会在吴孝义主持下突然开起了会。七宝办主任朱梦林到场。会议以8∶2形成决 议：一是重新选；二是对换届失职承担责任；三是在新一届产生之前，由第一届主持日常工作。

　　7月28日，闵行区房地局发出通知，“同意”第一届业委会的“请示”。这份通知要求吴孝义纠正“在未得到区房 地局同意下”，私自移交印信办公室的错误。

　　第一届被打了强心针---这个未经选举、已交出印章、靠行政手段延续的“社区自治组织”得以“复生”。

　　7月30日，万科物业派出保安，将“第二届”赶出办公室。

　　“第二届”移至“常春藤”办公。

　　原办公室门前挂上了业委会和居委会两块牌子。七宝镇派出沈翠娣担任居委会主任。

　　这是万科花园第二个居委会。

　　与两个业委会一样，它们的管辖地域完全相同。前一个居委会是闵行区“闵府(98)2号文件”批准的，而新来的 一个是大宝镇批准的。

　　新的到任，旧的却未撤销，在两个业委会之后，又出现两个明显行政违规的居委会。其用意用梁永珠的话来说，是“ 怕‘二届’通过居委会掌握小区权力。”梁永珠是前一届居委会的负责人，在小区管理问题上，与贺文胜“保持一致”。

　　第一届业委会与官派的居委会一室办公。

　　“第二届”就闵行区局的“7·28通知”向市房地局申请复议。市局撤销了区房地局的通知，但要求对“换届中申 请人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处理”。

　　贺文胜将此决定书理解为“‘二届’在合法性上没有问题的，只是需要完善”。

　　12月27日，闵行区局“限一个月内纠正”，“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但这份通知却不是发给贺文胜，而是发给了 “第一届”的吴孝义。

　　“第一届”并非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1999年1月26日，“第二届”将调整后的名单提供区房地局，要求备案。又是个不理不睬。

　　同样根据区局通知，“第一届”又成立了个“新一届业委会筹备小组”。但筹备一年多，未见下文。

　　打官司“撞了棉花墙”“第二届”转眼已到期

　　合法性解决不了，“第二届业委会”是无法做任何事情的，更遑论帮业主解决燃眉之急。

　　延任的“第一届”却可以以业主自治组织身份“处理小区事务”。

　　要获得资质证书，确立“合法身份”进而兑现竞选时的诺言，“第二届”只有打官司。1999年初，他们告闵行房 地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在区法院“撞上了棉花墙”，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而且将原告由“业委会”改为贺文胜。

　　两个月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原审将贺文胜列为原告不当，应予纠正。”

　　1999年9月27日，闵行区法院又以“第二届”不具备原告资格为由，驳回了起诉。

　　“就像去办身份证，官方却要求你拿出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我如果有，办什么？”

　　又是上诉。一中院说：“二届”的合法性已被闵行区房地局否定，没有原告资格。

　　“法官为什么不看看市房地局的决定书？”

　　再说这时“第一届”有行政支持作为资源，，在“第二届”四处碰壁时，也做了些实事，如“退还了煤气债券604 户”；与发展商“谈判”，讨回了1150万元的维修基金----虽然“因无印章，无法在银行开户，这笔钱仍在万科物业 账上”。

　　这些事，使“第一届”在业主中改善了些形象。但“第一届”一做任何事，贺文胜就起诉，诉吴孝义擅自行使职权。

　　“第一届”如芒刺在背。

　　“筹备小组”迟迟不搞换届选举，吴孝义诿过于“有人捣乱”。

　　贺文胜却嗤之以鼻：“公开选举，他们不肯---什么结果，大家猜得出。”

　　两人都曾通过检举信举报对方。

　　去年5月，“第一届”与万科物业续约。依据是“1996年搞的一次业主调查，业主满意率达90%”

　　1996年万科花园的业主仅千余户，而现在有近4000户。

　　两个业委会一斗两年，业主们对此已有些麻木了。

　　如今，民选的“第二届”任期即将结束，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本报驻沪记者杨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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