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真相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中竟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一时间，“历史问题”再起波澜，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纷纷表示抗议。

　　背景：右翼势力更加猖獗

　　二战以后，围绕那段侵略历史，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反省与否认两股势力、两种思潮。日本社会整体上未能像德国那样与侵略历史划清界限，以致在国际上早有定论的侵略战争问题上未能形成正确的法律基准、政治结论和舆论共识。“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为50多年后的日本新生代仍需回答的沉重“作业”。

　　在战后，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得到纵容，坚持反省历史的人士却常遭右翼势力的人身攻击。在艰难条件下，战后日本和平势力和有识之士推广正确历史观的努力值得大书特书，令人钦佩。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届日本首相关于侵略历史的表态逐步呈现进步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萧条，政局动荡，社会迷惘，给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革新势力”的衰退，导致了政界“总体保守化”；日本急于推动政治大国战略，突显出其在历史问题上与亚洲各国的矛盾；不甚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战后世代”走上社会后，对翻案运动缺乏识别和抵制能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日本国内和平势力大为削弱，右翼势力变得有恃无恐。

　　近年来，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运动愈演愈烈，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披上了“学术”外衣，并在历史教科书上寻找突破口。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中学教科书进行淡化和删改侵略历史的修改，曾激起第一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亚洲各国和日本国内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许诺修改，并把要照顾同亚洲邻国关系作为审定教科书的基准之一，此即“邻国条款”。1986年，日本再次淡化和删改教科书，激起第二轮“教科书问题”波澜。在内外舆论的推动下，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90年代开始写进侵略战争的史实。

　　去年4月，日本文部省开始征集今春审定、明春起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书稿。经过一年的审查，8家出版社提出的送审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批准放行。这些书稿在历史描述上均有倒退，尤其是其中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书稿严重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结果激起了第三轮“历史教科书”波澜。

　　问题：教科书鼓吹“侵略有理”

　　以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在这场篡改教科书运动中充当着极为恶劣的急先锋。该“编撰会”于2000年4月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其内容极尽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历史之能事。迫于内外抵制压力，2000年12月文部省对该教科书提出了137处修改意见，该教科书进行了一些修改。但西尾干二声称：(修改后)“仍保留着我们的想法。”足见修改并未改变该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性质。

　　“编撰会”的教科书版本通篇贯穿歪曲历史、挑战国际公理、伤害受害国感情的谬论。

　　第一类：在战争性质上颠倒黑白，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该教科书提出“历史不是科学”，送审稿中称“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方是正义的，哪方是非正义的”。以此种“是非观”为铺垫，该书抛出了扭曲了的历史观。围绕侵华战争的原因、决策、进程等问题，该书以渲染中国的“排日运动”、强调关东军个别行为等手法，极力抹杀日本的侵略意图及罪责。关于日伪“满洲国”，该书竟称这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强调满洲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了提高”。至于吞并朝鲜半岛，该书经修改后仍坚持说，韩国无力应付列强威胁，兼并韩国是出于“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的必要，兼并行为是正当的。关于太平洋战争，该书经修改后仍贯穿“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的论调。

　　第二类：在历史描述上歪曲真相，在史料选择上避重就轻，为日本开脱侵略罪责。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日本右翼否认侵华历史也总是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做起。其卑劣手法无非有二：一是以质疑30多万被害者人数来否定大屠杀本身的存在；二是以战争中有伤亡乃天经地义、日本人也有伤亡为由否认屠杀罪行。该教科书经修改后仍称：“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原书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该书通篇渲染日本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人数，对亚洲各国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情况却只字不提。

　　第三类：把神话当做历史，鼓吹“皇国史观”。该书在第一章“原始与古代”中，把神话作为日本的起源。该书宣扬培养军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敕语”，经修改后仍称“它成为近代日本人的人格支柱”。

　　第四类问题：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该书随处宣扬日本士兵和国民在战争中“为国献身”的精神，强调“在困难的条件下，许多国民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战争取得胜利的行动”。

　　关键：政府为该教科书开绿灯

　　日本审定教科书的责任机关是文部省(今年1月改称文部科学省)，主管负责人是文部大臣。教科书书稿一俟审定合格，文部科学省给相关出版社发出“合格”通知书，出版社便可拿着样本上市征订和印刷。

　　去年“编撰会”的教科书版本送审以来，中国和韩国政府一再驳斥该教科书的内容，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国际舆论对该教科书纷纷提出了愤慨和抗议。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顾内外舆论反对，对“编撰会”的教科书予以通过。其公开理由是：“它们不是国定教科书，不能进行政治干预。”

　　日本的教科书既有审定制度，就有权给予合格或不合格；既进行审定，就要对予以放行的教科书负责。如果对所审教科书的历史观不闻不问，则正说明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何其严重。“编撰会”的教科书显然违背“村山谈话”精神，也违背了“邻国条款”。

　　根据种种迹象，日本政府不仅是纵容，而且还有逆向“政治介入”、予以反面诱导的嫌疑。如文部省曾一再指导出版社要在内容上“更加平衡”，诱导出版社以“自主限制”的方式删除了很多90年代以来已写入教科书的客观记述。

　　4月3日下午，“编撰会”的教科书审查通过后，日本主要媒体随即报道，该教科书是在做了大幅修正后才合格的。但“编撰会”会长西尾干二却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尽管做了一些修改，但并没有伤筋动骨，最初设定的目标基本业已达到。

　　后果：负面影响亟待消除

　　日本教科书中如何记述那段侵略历史，并不只是日本主权范围内的事。从国际法、国际常识及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看，日本理当准确记述那段历史。从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看，日本右翼教科书的影响有三：一是极大地伤害了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态度的被害国人民感情；二是令人怀疑日本政府和国家意志对待侵略历史的真实姿态；三是事关下一代日本人是否将接受“侵略有理”的历史教育。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为这样一种教科书大开绿灯，其对日本后代的影响极其严重，日本政治与思潮走向实在堪忧，日本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基础再度受损。该教科书通过后，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日方纠正审定错误，中国、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包括旅美犹太人人权组织在内的欧美舆论纷纷表示了忧虑和抗议。去年以来，日本有识之士和有关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开展了抵制右翼教科书的活动。面对内外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的回答却是“决不进行重新修改”。

　　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一天不止，日本反省势力和国际舆论的抵制便不会停止一天。关键仍在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代表和贯彻何种国家意志。日本政府理应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审定错误，挽回其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不要给开始走向“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文／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